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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1936年爆发的，截至2017年12月12日正好有81周年。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是什么?西安事变的始末如何?下面就让小编来为您介绍吧。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蒋介石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学良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西安事变的现实意义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81年了，这81年里，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任何时候，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都应该高于党派的利益，尤其是在民族和国家遭受危难之时。亦即，民族和解，共同对敌，才会有国家的安全和兴盛，否则国力就会受损，就会遭受外来的侵略。
西安事变之前的国共内战和军阀割据，使国家实力遭到削弱，日本才敢侵略我们，我们才一再受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很快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当然，抗战的胜利不完全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中国的内部团结，共同抗日，决不投降，才获得了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总之，西安事变对国共合作，以及后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联系现实，目前的两岸关系也有类似之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是国共内战的直接结果。虽然国共两党仇恨已消，已经建立协商机制，国民党不管是执政还是在野，都访问过大陆，且都承认一个中国，但两党在政治上仍有一些分歧。
另外，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立足于台湾本地，而且试图脱离中国的民进党。当然还有类似的其他政党政治势力。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和大陆存在分歧，而且在民族、国家的认同上也与大陆存在严重的分歧——他们要去中国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不承认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政治利益超越了民族利益。在台湾，不管什么政治势力，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首先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台湾都应该是中国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我们现在是最接近这个愿望的时期，但中华民族实现和解和团结，以及中国梦所追求的中国崛起的任务仍然还没有完成。
今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努力实现民族的和解与团结。现在，处理两岸问题也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团结，首先承认我们是中国人，然后运用智慧消除政治分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安事变的过程始末
西安事变的爆发时间很短，但是几乎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历史。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蒋介石去西安训话。两天后，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督战，下榻临潼的华清池，也就是当年杨贵妃的沐浴之地。
12月7日，张学良面见蒋介石，再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2月10日，蒋介石举行会议策划发动第六次对红军的“围剿”，决定在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等高级官员参加晚宴，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17路军的“剿共”任务。这实际上就是在间接表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满。另外，蒋介石到达临潼后，西安爆发了一定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要求面见张、杨和蒋介石，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这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影响。总之，在张、杨看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社会的共同要求，但在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张、杨在12月11日晚参加宴会之后，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正式宣布实行“兵谏”，并进行了具体安排。比如东北军攻打华清池，活捉蒋介石;17路军负责控制蒋介石带领的官员。12月12日凌晨5点，东北军奉命进攻华清池。由于蒋介石没有任何准备，战斗在几个小时后迅速结束。蒋介石的卫队基本上被消灭，蒋介石在华清池背后的一座假山后被发现，之后被活捉。与此同时，17路军扣留了蒋介石带来的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比如陈诚、蒋鼎文、邵力子、卫立煌、朱绍良等。除了蒋介石的卫队军人之外，还有一些官员在战斗中遇难。这是后来蒋介石不原谅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原因之一。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刻向全国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自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并邀请中共代表赴西安共同处理这一事变。也就是说，张、杨把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和共产党之间的共识展示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八项主张发出之后，引起了全国震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后，以为会得到国内很多人的支持，迫使蒋介石真的改组政府，实现张、杨所要求的政治愿望。但是后来的结果却没有按照他们预料的那样去发展。实际上，当时指责的声音更多一些，支持的声音很少。
起初，中共有人主张公审并杀死蒋介石。毕竟，多年内战使得共产党对蒋介石充满仇恨。但是这种想法经过讨论并没有被认可。很快，中共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争取联蒋抗日。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中国最有份量、能够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公开指责张、杨。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召开会议，强烈谴责此次事变并宣布将张、杨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集结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军队逼近陕西，中央空军对西安附近的一些村庄城市进行轰炸，新的内战一触即发。也就是说，南京中央政府并不承认张、杨的这次“兵谏”，也不准备妥协让步。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因素，比如在当时南京政府内部有一股非常强烈的亲日势力存在，日本特别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样就有机可乘继续侵略中国。
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还有一股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12月12日晚，宋美龄收到事变消息，随即展开一系列活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系列活动在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2日晚，宋美龄邀请澳籍友人端纳赴西安斡旋。端纳虽然是记者身份，但他和当时中国政界的高层人士私交很好，活跃于中国政坛。通过交涉，张、杨同意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谈判。总的来说，亲英美派特别希望保住蒋介石的性命，和平解决此次事变，坚决避免内战。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围绕西安事变也分别作出了反应。12月13日，中央研究院等七所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张学良。南京各大学的校长、教授347人联名致电张、杨，指责其扣留蒋介石的行为。14日，蒋梦麟、梅贻琦等22位学术界名人分别致电张学良，对事情表示担忧。15日，《申报》《大公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合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的共同宣言》，谴责张、杨的行为，对局势表示担忧。16日，南京、北平等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函电，要求讨伐张、杨。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
这种情况给张学良、杨虎城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张学良，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到社会各界如此激烈的反对。为了缓和局势，尤其是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张学良允许遭扣押的蒋鼎文返回洛阳，请求南京政府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准备和谈。
12月2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爆发10天后，宋美龄、宋子文飞抵西安，很快见到了蒋介石。第二天，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就如何解决西安事变进行会谈。随着宋美龄和宋子文到西安，实际上就意味着军事行动可以暂时停止，西安事变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谈判结果很快出来，西安方面提出六条主张。第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当时中央军已经大军压境，这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事情。第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第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进行抗日。第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即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救国。第六，与同情抗日国家进行合作。
但实际上，双方谈判仍然是中央政府处于强势地位，虽然蒋介石被抓，但是南京政府态度很强硬。西安方面，张、杨以及中共本来就不是完整的一派，面对南京政府的强压力，提出的六条主张并没有完全实现。首先，张、杨就有不同意见。张学良在中央军的压力下，表现有点软弱，就说不一定需要这么苛刻的条件也可以释放蒋介石。杨虎城稍微坚决一点。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提出了一些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比如说在22日深夜的时候，中共中央就致电周恩来，提出了三个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这个是迫在眉睫的，不要打仗，不要进攻西安。
第二，南京以及蒋介石应该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不咎既往，并且召集救国会议。这和前面的六条主张有相关的地方，有些就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当时国共还处于战争状态，中国共产党特别担心如果把蒋介石释放了，他会继续“剿共”。所以要宣布国内和平，不咎既往，也就是国共内战应该结束，不再追诉以往的仇恨。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本来在一开始提出的六条主张里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几天之内也不可能希望国民政府放开监狱大规模释放政治犯。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实际的角度考虑，说只要现在开始释放就可以了，当然肯定也提出一份当时中共很在意的一些重要人物名单。
杨虎城比较赞同中共的主张，但是张学良却不以为然。也就是说，西安方面这三家本身就稍微有一些分裂。这实际上使得西安方面在和南京中央政府谈判的对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张学良，因为蒋介石是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手里控制着，所以他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坚决。
25日下午，谈判过程基本上完成，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基本上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有些实际上没有真正做，比如说，中央军是不是撤出潼关?蒋介石虽然下令，但当时实际上是何应钦说了算，中央军虽然没有进攻西安，但仍然是把陕西都包围了。后来的东北军瓦解也和中央军的压力有关。其他的，比如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等等，基本上是空的，没有怎么做。真正做到的就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当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成果，正是因为有这一点，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管是六条主张、八项主张,还是中共提出的三个条件，应该说得到了部分实现，核心就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25日时，周恩来本来试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释放蒋介石的三个条件，而且特别担心如果现在不提这些条件就释放，以后对张学良非常不利。但那时张学良已经下定决心要释放蒋介石，当然是为了赔罪，为了说明自己没有私心，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洛阳当时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前边提的这些条件，即使很多都没有实现，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已经安全了。而且不但蒋介石自己安全了，他还把张学良也扣押了。张学良再也没有返回东北军，再也没有返回西安。
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从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到12月26日蒋介石正式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历时14天，最后得以和平解决。这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及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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