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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起因是什么?经过怎么样?结果如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为中国现代化隆重破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辛亥革命有着非同凡响的历史意味。下面就让小编来为您介绍辛亥革命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吧。
辛亥革命的起因：保路运动为何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在四川爆发了以“破约保路”为目的的爱国保川运动则是这场革命的导火索。这是一次在全川各个阶层人民充分参与、气势如虹、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但打击了清政府所谓的“铁路国有”、贩卖中国路权的卖国图谋，还推进了湖北的新军在武昌发动的起义，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身应有的作用。
一、晚清政府为私利出卖路权，保路运动为之兴起。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由于晚清政府战败，而帝国主义列强也因此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都在争先恐后的向中国大地大量输出资本，公开的掠夺中国的路权和矿权，使中国的的灾难更加的严重。甲午战争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列强在中国强取豪夺了近二万里的铁路修筑权和投资权，不但获得了长时间的暴利收益，还因此掌握了铁路沿线的广大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还拥有了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警察权，使中国的殖民地化越来越严重，以致成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名存实亡。而当时日本的最大新闻报纸《朝日新闻》曾鼓吹说，抢夺中国的路权，是：“亡人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土”而“分之使不知其分”的绝妙方法。
列强对中国的近似疯狂侵略，更进一步地加深了民族危机，全国各地快速掀起了收回路权的爱国运动，1905年，江苏掀起收回沪宁铁路运动。广东、湖北、湖南三省收回了粤汉铁路路权。1907年，四川在人民的抗争下，成立了川汉铁路有限公司。1911年，苏浙收回了苏杭甬铁路。
随着全国保路运动的火热进行中，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却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要求收回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同时还和英、法、俄、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筑路合同。公然损坏人民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四省于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清政府所谓“铁路国有”政策的真实目的是借“国有”名义把铁路权利出卖给列强，维护自身的统治。这种出卖民族根本利益的决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时清政府还要打劫商办铁路公司，这也造成了铁路沿线各省人民以及地方绅商、立宪派的经济利益受到相当的损失，从而使清政府处于和全国各阶层严重对峙的局面。
二、保路运动是四川人民的爱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在全国各地人民掀起的保路运动中，四川的保路风潮尤为强烈。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川汉铁路的修建股份本来主要是靠“抽租之股”。《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规定“收租在拾石以上者，即抽谷三斗;一百石者，即抽谷三石;依次递加照算”。这样这条铁路就与四川每一个人民的利益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而晚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又企图将川汉铁路款项换成国家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清政府一方面要夺路卖路，另一方面又要侵吞四川人民的路款。这就让对清政府本来也残存着的幻想的一些绅商，立宪派人士大所失望，都纷纷投入到保路运动之中。四川保路运动的各个阶层人员也就全部就位。
川汉铁路公司经过紧张筹备在成都成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四川保路同志会”，选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积极领导四川人民参加保路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告。从此“破约保约”，“破约保路”成为四川人民的共识和奋斗目标。在省保路同志会的号召和组织下，在极短的时间内保路同志会已遍布全川。
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所以四川人民把改变四川交通闭塞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进一步地融入保路运动之中，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随着保路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成都全城罢课，罢市，进而发展到抗粮抗捐，并很快由成都扩展到全川。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捣毁税务局、警察局、厘金局的现象。
而清政府对四川保路运动却是采取了残暴的镇压。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诱至督署内拘捕，同时要求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校和股东招待所。消息一经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民纷纷众涌向四川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并大批其卖国求荣的嘴脸，赵尔丰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竞然下命开枪射杀，造成30多人死亡，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成为保路会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率先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全川各地同志军闻风一一响应，起义很快传遍全川。吴玉章、王天杰在荣县起义，建立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基层革命政权。同时同盟会还发动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紧接着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同时逮捕赵尔丰，将其押至皇城伏法。1912年重庆、成都两个军政府合并，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被彻底推翻。
四川保路运动经过了武装起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请愿抗争，罢课罢市和抗粮抗捐。在运动过程中四川的革命党人作了很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特别是“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等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武装起义，彻底推翻了晚清的统治，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是四川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三、四川保路运动配合了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
四川保路运动能够发展成为武装起义，震动全国，这是清政府万万没有想到的，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四川局势，清政府派端方率领新军精锐部队二千余人离开湖北，赶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湖北革命党人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发动武昌起义。
在湖北新军中，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以当兵作为掩护，长期潜伏在军队中，并且秘密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到武昌起义前夕，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多达5000多人，占湖北新军总数将近三分之，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发动奠定了革命基础。
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转移了清政府的注意力，牵扯了清政府在湖北的力量，同时给革命党人极大的鼓励。特别是四川的武装起义，更加地坚定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信心。10月10日，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彻底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
辛亥革命的经过：革命的爆发过程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辛亥革命的结果：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辛亥革命的影响：改变八大社会风俗
1、剪掉辫子：男人从此改头换面
1912年3月5日，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当时，革命党人视蓄辫为清王朝的恶政，是满洲贵族奴役汉人的象征。"剪辫文"规定："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20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那时候，各地都掀起剪辫风潮。有诗说："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瞥见豚尾及锋试，道旁观者拍手呼。"失去辫子，人们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时兴起戴帽子。名扬四海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年。据说，当时盛锡福日夜赶制帽子，仍然供不应求。
2、不再缠足：女人终于可以大步走路
1912年3月13日，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全国各省劝禁女子缠足，"劝禁缠足文"指出："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从此，女子缠足恶俗逐渐废绝。缠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便有记载，不过那时只存在于个别"舞人"中。自五代南唐后主令宫人以帛缠足，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而自宋以后，随着纲常礼教束缚的加强，缠足便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因此，放足也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桔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之前，虽有个别的志士仁人提倡天足，维新派也曾在许多地方设立禁缠足会，但像临时政府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地禁止缠足，却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
3、换新衣服：中山装替代了小马褂儿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总感到西服式样繁琐、穿着不便，而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又不能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于是，他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样，请裁缝设计制作了一套新式服装，上衣把立领改成直翻领，前身开四个口，装上四个兜，每个兜上加一个"倒山形"的兜盖，裤子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有一个大暗兜。这套新式服装就叫"中山装"。它的最大优点是实用、方便、美观，衣兜里可以放钢笔、笔记本等用品。中山装很快受到群众的欢迎，后来成为中国官方的礼服。
4、改称谓：不再叫"老爷"请叫"先生"
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保持形式上的平等，反对封建制度一切形式上的不平等。因此民国官民之间、上下级间、人民之间，如何称谓，孙中山也非常重视，他在以大总统名义颁布的命令中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5、不再跪拜：平等就是不要卑躬屈膝
跪拜之礼，是一种提倡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极不平等。而这种礼节和资产阶级的人权说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即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的赞成通过。此后，鞠躬礼便逐步流行开来。
6、男女无别：可以一起坐车还能牵手逛街
旧时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多以轿子"肩舆"代步，男女不同乘。辛亥革命之后，坐新交通工具成为时髦，男女同车而行亦为时髦，最终解构了轿子所形成的隐性社会等级秩序。当时的上海，有乘各式汽车、马车、电车者，有乘轿者，有徒步者，有男女携手同行者，有男女同车左拥右顾疾驰而过者。至此，虽有力挽旧秩序、护"舆制"官威者指斥为有伤风化，亦已无力回天。
7、改良新剧：女伶也可以参加公演
辛亥革命期间，新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宣传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民国初年，孙中山挥毫书写了"改良新剧"四个大字，赠给新剧艺术家黄喃喃，促进了戏剧事业的发展。那时北京剧坛很保守，旦角一律由男的扮演，根本不许女人登台演戏。天津离北京很近，由于它被辟为商埠，受西方文化影响，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那里就涌现出一批女伶。1912年，著名京剧演员俞振庭借改良新剧的东风，邀请天津女伶赴京献艺，开创女伶在北京剧坛公演的先例。随后，一批又一批的女伶进军京城，给北京剧坛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8.禁除鸦片：再也不做“东亚病夫”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坚决的禁烟派。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出的严禁鸦片令中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偏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他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缅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他还提出要求说："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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