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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是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意谓随笔记录之言，属野史类史学体裁。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读书笔记 大学篇集合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篇: 读书笔记 大学篇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形象的提炼。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为中心，通过等级制、养育、义理、人情等方面，完成了一本名叫《菊与刀》的巨作，详细介绍了各守本位而井井有序的日本社会，将日本复杂的国情清晰地剖析了个透彻。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所说，日本人“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服”，的确，日本人的身上充满了矛盾，正如代表着他们的菊与刀。从意象上看，“菊”是指菊花，是一种可供观赏的美学植物，象征着日本皇室；“刀”是指武士刀，是一种具有实用攻击性的武器，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而这两者，恰是日本百姓的普遍信仰。
但我认为，菊与刀的涵义还可以延伸至更深层的东西：菊花娇柔淡泊，映射的是日本人交往时的温文尔雅与文质彬彬；武士刀坚硬锐利，代表的是日本人骨子里的独立创新和个性自我。一柔一刚，两者仿佛太极阴阳调和般，充满了哲学色彩，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是个实力不容小觑，但却难以捉摸的民族。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想要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弄清他们对秩序与等级制的信赖”。而毫无疑问，日本社会严密的社会等级，是从中国学习而得，经过自身改造后的成果。而支撑着这个庞大的结构运作的正是儒学的“孝道”与“氏族”。
先师孔子曾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实上这也是他所说的另一句名言的佐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传统的儒家为政理念，为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奠定了一个稳固的思想根基。而中国本土庞大的宗族团体，则以血缘，将阶级稳固地捆绑在了一起，为等级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凝聚力。
约在公元六、七世纪，随着中华文化圈在东亚范围内的扩大，儒家世俗文化便从中国流向日本。但由于国情的不同，经过多个世界来的吸收与改造，日本最终将此内化为了一种，更适合自身发展的等级制度。
首先是孝道，日本的孝道与中国截然不同，日本的孝道不会硬性要求他们面对整一个大家族，而只限定在能接触到的最亲密的亲人之间。
因此，“氏族”就取代了宗族的维系功能，应运而生。氏族是在日本神道的基础上，以神社为基础的一种区域划分的族群。共同居住在这片区域的人们，或许血缘不同，但他们由于信奉同一个神明，因此都是这位神明大人的子孙。
虽然日本的社会等级固化程度较高，但由于横向与纵向流动相对自由，因此民众对此的接受程度高，经年累月，便被保留了下来。而在日后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中，每一代的养育，便是一轮新的"固化教导。不同的等级辈分，要以不同的礼仪以区别对待。
因此，每一个孩子都被从小教育着，要恪守本分，因此久而久之，这便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公民默契了。而在《菊与刀》中，这也是接下来要论述的义理、人情等一切行为的根基。由此可下定论，日本的等级制度，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以日企为例，集团内部的等级，通常也是森严的等级产物。日企常用的管理手段，通常有“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与“论资排辈”等。其中终身雇佣，为公司的绝大部分雇员，提供了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看，也维持了企业内部等级结构的相对稳定，极有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而年功序列这种工资制度，则将员工的在职年龄与所获报酬直接挂钩，这一方面鼓励了员工的忠诚度，同时也平衡了相同年龄等级的员工之间的横向工薪差距。至于“论资排辈”，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等级链条，则有利于技能的师徒传承。
当然，这样的举措，也存在明显的弊病。终身雇佣制捆绑了员工的自由，而且容易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而年功序列则将年龄作为衡量工资增加的标准，这忽略了职工的生产技能与业绩等必要的考核项目，不利于员工充分发挥创造力。论资排辈同理。
以小见大，日本社会同样因为等级制度，产生了不少的不利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便是由于阶级固化，社会压力增大，日本社会愈发朝“低欲望社会”发展，人口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这已经愈发成为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日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这可能还要经过有识之士们的一番努力。
总而言之，日本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至今日的资本主义强国，以等级制度为首的文化助力绝对是功不可没的。而大和民族也向世界展示了他们超强的学习能力，他们能将彼之“菊”，搬回到来，充分生存后，锻造成自己的“刀”。且不论这刀的好坏，刀柄握在大和民族手中，他们自然冷暖自知。我们只是走马观花地通过一本文学作品，窥探到了他们的片像，但这刀确实他们高速发展，最上手的武器。
最后作为结尾，我斗胆改一改本居宣长的一首诗：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菊与刀》。虽然直白得缺少些许美感，却是我此刻最真实的感受。
第二篇: 读书笔记 大学篇
在管理哲学的课堂上，听老师讲述了日本的“耻感文化”，一直想要找个机会深刻认识下日本的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于是便挑了《菊与刀》这本书。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她利用了自己所受到的专业知识教育，通过把战时生活或者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原形，同时通过阅读大量有关日本的文献和日本文学和电影，并作出了最终日本会投降这个论断。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东方文化生活过的西方人，她准确把握了东西方文化中的细微不同，并把这种影响对民族气质的形成以及这种民族气质会对战争带来的影响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虽然距离这本书最初写成已经有了将近60年，世界格局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本书，依然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首选文献。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不同，他们认为: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日本是一个崇尚等级的国家，从中国汲取来的关于等级的观念，在这个国家里生根发芽，根深蒂固。日本文化里有种各得其所的说法，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虽然这和平等自由等观念相悖，但自由也有种含义就是尊重每个民族自己的选择，因此对这种社会准则，我们没权评论。但可怕的是，日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把各得其所当作最高准则。他们不仅为每个人找到位置，而且越俎代庖的要为每个国家打上标签。这正是日本发动太平洋的动机之一，他们认为自己在该地区内是处于等级的高序列，因此它要整饬这个地区的秩序，让每个国家处于自己应该的位置。这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输出，背后的精神内核就是这可怕的等级制。
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狂热精神信仰的民族，相信精神胜于物质的力量。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透过《告日本国民书》，宣扬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日本的战术手册上也有这样的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二战期间，他们的空军“神风特攻队”，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攻击美国军舰。这表明军人对天皇陛下的效忠。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最高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也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很多曾经在战场和日本接触过的美军，都会谈到日本那种视死如归的气势。这种必死的信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天皇的忠诚。日本是个讲究等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处于最高效忠地位的就是天皇。虽然在日本接近700多年的历史中，天皇只是在扮演一个傀儡的角色，但这并不能消减天皇的精神力量。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中国文化中的仁扮演的是一种内省的力量，调和着各种矛盾，接近于最高行为准则。一个不仁的皇帝会被民众反对，只是因为他行使的是不是仁。而皇帝，也一直试图宣布自己是天庭仁道的人间代理。而日本，则完全摒弃了这种伦理。因此，忠和孝成为他们伦理中最主要的两极。而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这两种力量完全则是成为了合力。
日本文化当中注重恩和情义，对日本人来讲，给人恩惠实际上相当于一笔重要的永久性的投资;而报恩则是另外一回事，它必须是积极的、刻不容缓的。人们施恩不是美德，而报恩却是美德。人们为了报恩而积极工作实际上就是一种美德。日本人把“报恩”这种行为按不同的规则分成了好多种，但每种恩情都是无论过了多长时间、或是做了多少努力，还无法彻底还清的。对于同等厚重的恩情哪个先报，哪个后报问题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对于那种永世难报的恩情，日本人称之为“义务”，认为:人们永远连那份恩情的万分之一都无法回报。这种难以回报其万分之一的恩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即“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栽培之恩，即“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都必须履行的。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忠的对象仅仅是被指向各个大明和将军。而在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者将这种力量抽离出来，附加在天皇身上。天皇被作为神裔来看待。由于忠是被献给最高统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献给虽然只有精神统治力但全无实权的天皇。天皇在这里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符号。在西方社会中，虽然也要求对某种精神符号忠诚，比如忠诚于国家或者忠诚于自由平等等等，但这种忠诚，更多的是一种对理想的实践，国旗等同于国旗后面所蕴含的国家理想。这种国家理想一般都是普适的。而日本那种对于天皇近乎神般的崇敬和忠诚，则成为一种准宗教。在宗教中，神的发言是没有人可以质疑对错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
日本人所理解的“忠”、“孝”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这样，作为日本美德核心的“忠”、“孝”就和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对国家尽忠和对父母尽孝道的思想区分了开来。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就广泛吸取了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精髓，所谓的“忠”、“孝”都是汉语中的字眼。但是，两国间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相反，在中国人眼中，“忠”、“孝”是有条件的，而“仁”是比“忠”、“孝”更高境界的美德，西方人所指的有关人们交往的美好关系都可以用“仁”来表达。父母必须具有“仁慈的心”。同样，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理所当然地可以揭竿而起。“仁”是使他人忠诚的先决条件。帝王皇位的巩固和人们对文武百官的服从全在于统治者施与“仁政”。中国的智者在与人们的交往中也讲究“以德服人”。而“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之外的，它从未享受过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如此崇高的地位。
鲁思.本尼迪克特得出结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他们以知耻为德行之本，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行为来洗刷污名从而赢得令名，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深层动因依然是名誉，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在耻感道德中，如果恶行没有被暴露到社会上，那么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是多余的。而罪感道德则诉诸于良心与超自然事物，恶行本身就会令行为者痛苦。
日本的文化，我觉得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除非你是一个日本人，否则你永远无法理解日本这个民族。对于这个民族我们太多的困惑，抛开历史，日本这个民族同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最后，我想，还是本尼迪克特的一句话最能完整的概括日本:“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去了解的民族，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敌人……
第三篇: 读书笔记 大学篇
韩愈的《师说》提出的从师的必要以及择师的标准。常为后人作为从师的箴规。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一言，就极为珍贵。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意思是，谁懂得道理，谁就是老师，也就是要以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到许多人，而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他们的长处就值得我们学习。不论他们是几岁的小朋友，还是目不识丁的老婆婆，只要他们知道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应该不耻下问，虚心请教。
要真的能够如此，首先得放下架子，虚下心来，真心实意地向别人请教。不能因为别人比你强，而忌妒他，不愿向他请教；更不能因为别人不如自己，而轻视他。
古今中外，有很多文人志士都是虚心从师，才取得显著的成就的。我国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每每写好了诗都要拿到邻居老婆婆那里念给她听，问她哪些地方听不懂，需要修改。巩固生物家达尔文乘“贝格尔”号去各地考察，每一处都把当地的农民请来，详细询问那里的地形和生物的特点。
想想，如果白居易不愿意向老婆婆请教，那能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深受人民喜爱的诗篇？如果达尔文不愿向农民请教，又怎能完成《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的理论呢？
能虚心从师固然重要，但是向别人学习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别人的缺点，学习他好的方面，而以他不好的方面为戒。正如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所说，我们要放出眼光运用脑髓，自己拿来，吸收其精华，剔除糟粕。
朋友，让我们拜能者为师吧，让我们继续发扬学人之长，补己之短的中国传统。
第四篇: 读书笔记 大学篇
《子夜》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纷繁万状，事件如波，此起彼伏；场面如链，交叉出现；人物如星，忽闪忽逝，但整个人物事态的展开又条贯井然，纷而不乱。《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这种庞大结构所展示的组织人物与事件的办法之多，叙事角度的变化之繁，足以证明茅盾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对素材的驾驭能力。《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①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②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③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④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⑤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子夜》试图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即包活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
《子夜》的情节结构，茅盾处理得相当成功的，各条线索齐头并进，中心突出，既相对独立，又纵横交织，使生活内容和众多的人物、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像一座纵横交错又浑然一体的建筑群。
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历史化的艺术。通观茅盾的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心物的音容笑貌。
茅盾创作《子夜》时，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
《子夜》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意社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把每一个都作为他所属的阶级的“标本”来塑造。写出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甫、赵伯韬、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等不同模式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个人”，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景式描写时，茅盾注意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虚实结合、远近结合，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作品的色彩与波澜，也才符合生活的实际。
他以城市为近景，以农村为远景的布局，以光怪陆离的城市为主要的生活舞台，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谈论或政治形势的变化，起伏不断地引出农村这一条线索。在围绕吴荪甫这个中心人物引出各种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安排线索，形成虚实结合，疏密相间的布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茅盾与那些提笔一泻千里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这种阔大的构思，为我们贡献出《子夜》这样一部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的百科全书。
第五篇: 读书笔记 大学篇
又是一个暑假，漫长的假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闲来无事便去图书馆借书回来看，遍访群书，矛盾先生的《子夜》进入我的眼帘。
“一代文章推子夜，毕生心血似春蚕”。一副闻名天下的对联，将我带入了茅盾的世界，带入了他的《子夜》。
一九三零年的中国动荡不安，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轁的矛盾与斗争为主线，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当时社会，民族工业风雨飘摇，政局又动荡不安。吴荪甫出现了!他有远大抱负与雄心壮志，他以铁腕手段，打倒了那些平庸的企业家，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平息了罢工事件以实现自己吴记资本主义王国的美梦。后又成立了益中信托公司，形成以赵伯轁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不敌赵伯轁。新一轮罢工潮流到来。内外交困的吴荪甫终于明白了中国发展民族工业的艰难，背水一战，而杜竹斋却在千钧一发之际，临阵倒戈，致使吴荪甫彻底破产。那一句“我们破产了”包含着的无奈与辛酸又有多少人明白?
合上书籍，脑中吴荪甫的形象与中国半殖民地半中国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景象萦绕我心，久久难以散去!
子夜读后感2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一方面强大、自信、有抱负、有手腕;另一方面却软弱、空虚。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官僚不满;另一方面又敌视工农。
而《子夜》里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明对立冲突的女性形象是四小姐蕙芳。她激烈的精神矛盾是封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和开放的现代观念相对抗的表现。她在父亲主宰一切的家庭里受到严格的管教，她的心灵痛苦打上了精神迫害狂的烙印。她被父亲吴老太爷关在封建囚室里太久,都市生活让她不适应。身为女性的被动与软弱,使她没有勇气主动追求爱情,便学着已故的老太爷的样子,捧起了《太上感应篇》,烧香念经潜心修行。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读者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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