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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真相是什么?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下面小编将为您揭秘西安事变历史真相内幕，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
“西安事变参与者的回忆文章及学者研究著作颇丰，但遗留的相关档案极少。西安市档案馆馆藏有一组西安事变档案，极为珍贵。”西安市档案馆(局)征集编研处副处长柏雪梅如是说。让我们跟随她的解读，从档案中还原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
一
在西安事变档案中，有一件是《西安戒严司令部为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致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公函》，内容载明：“顷奉总、副司令蒋、张。绥靖主任杨十二月十二日命令，节开：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城郊附近驻军统归其节制指挥”。
柏雪梅介绍说，该函收文机关西京筹备委员会，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不久，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人组织成立，直属国民政府。从1932年3月-1945年4月，前后进行了长达13年的筹建工作，对西安的经济、社会、文化、城市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而此函发文机关西安戒严司令部，是事变中设立的重要军事组织。
西安戒严司令孙蔚如可以说是杨虎城的心腹将领。12月11日晚，杨虎城召孙蔚如、赵寿山等人开会部署当夜行动，以扣蒋之事相告，孙蔚如知道后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主张，说：“要干，就干到底!”当夜行动时，他在西安绥靖公署内协助杨虎城、张学良掌控全局。
此函开首一句最值得注意，其中“总、副司令蒋、张” ，即蒋介石和张学良将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副之，代行司令职权。其“绥靖主任杨”，则是指杨虎城将军。“公函成文日期为1936年12月13日，此时，蒋介石已被张、杨所扣，拘禁在新城，而此函关于事变后西安的军事部署，仍以蒋、张、杨等名义发出，其用意耐人寻味。”
另外，落款用“陆军十七师司令部图记”，并在其旁特以毛笔注明“借用”二字，一方面说明事变时戒严部队实际就是孙蔚如十七师的部队;另一方面也说明事变发动时间仓促，秘密准备。张、杨虽然事先已有“扣蒋”计划，但具体实施时间并未确定。
二
西安事变后，为加强地方治安，稳定秩序，除令孙蔚如任西安戒严司令外，省会公安局长的调整，也是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原陕西省会公安局长马志超1935年加入军统并经戴笠推荐回陕担任陕西省会公安局长，为军统在陕特务头目，事变中听到枪声先装扮成黄包车夫藏匿一熟人处，后又装扮成卖鸡笼人混出西安。事变后马志超公安局长职务自然被免，由赵寿山接任。”柏雪梅告诉记者，在档案《陕西省会公安局致西京筹备委员会公函》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陕西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免职，遗缺以赵寿山补充。”赵寿山上任后，“布告安民，清查户口”，镇压蒋特活动，并将一些乘事变混乱之际抢劫物资、伪造“法币”的刑事犯罪分子逮捕处决，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事变后不久，杨虎城为了准备防御战和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任命赵寿山为渭北警备司令，省会公安局长由王宗山接任。
“两份函相比，前后仅差七天，但任命分别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陕西省政府’名义发出，具体准确地反映出事变后局势的变化。”柏雪梅介绍，事变后省政府已瘫痪，无法正常运行，不可能发布任何任命，而此时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也未成立，因此，赵寿山的任命只能由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发出。14日，事变当局对省政府进行了改组，重新任命了代理省主席、各厅厅长，组成新的省政府，18日，赵寿山、王宗山的任免自然应由省政府出之。
三
西安市档案馆馆藏西安事变档案中，“冯钦哉任讨逆军西北总指挥、二十七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的两件档案也值得一提。
“档案中所称的冯钦哉在事变前任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驻兵大荔。事变后冯钦哉叛杨投蒋，不仅给杨造成极大的困窘，而且在后来三方会谈中，使张、杨毫无军事上的优势。”柏雪梅说，杨虎城在事变的当日清晨，亲自打电话给冯钦哉说，蒋介石不接受联共抗日要求，张副司令已下令扣蒋实行兵谏，要他迅速集结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但是，冯钦哉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拒不服从调动，13日凌晨，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率部抢先占领了潼关，从而使关中东大门洞开，形成了对西安的威胁。随后，冯钦哉向国民政府作出“一不作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学良)，三不与中央军作战”的承诺，并与刘峙等人通电全国，反对张、杨。
这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冯钦哉为讨逆军渭北总指挥的委任状》的档案，落款署名“委员长蒋中正”，时间为“中华民国廿二五年十二月 日”。
“此状落款署名，显然是借蒋的名义。因为蒋氏远在西安，不可能给其授权。”柏雪梅表示，“讨逆军”成立于12月16日，其具体日期，据1936年12月19日孔祥熙致樊崧甫电“冯钦哉兄已由军委会派为渭北剿匪司令”云云，当在16日之后，19日之前。
西安事变后，冯钦哉投靠蒋介石，其部队被改编为二十七路军，冯任总指挥。档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冯钦哉为二十七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十日”。“较之前状，此状显然经过蒋介石之首肯。这当然与冯在事变前后的态度与行动有关，算得上是蒋对他的回报。”柏雪梅说。
作为西北军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冯钦哉的态度，对西安事变期间的事态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两份委任状正是他在这一历史时刻做出的抉择标志。历史不能改写，是非功过自有评断，两份委任状，其价值不言而喻。
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
一、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蒋介石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蒋介石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蒋介石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蒋介石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西安事变的过程始末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1936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死蒋介石。
南京中央于1936年12月12日23时30分，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但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 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 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 ;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1936年12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 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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